中国好文学：2012最佳短篇小说

《中国好文学:2012最佳短篇小说》编辑推荐：一本图书，读懂2012的中国文学；李敬泽总主编，各文学门类泰斗倾情加盟；最权威的文学年度精选；2012，中国文学不止是莫言。

李敬泽，1964年1月出生，祖籍山西。1980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84年毕业后在《小说选刊》工作，任《小说选刊》杂志编辑，1990年调至《人民文学》杂志，历任《人民文学》杂志编辑、第一编辑室副主任、主任、《人民文学》杂志副主编。

再论内在性的难局（序）
　　胡文青传
　　蒂森克虏伯之夜
　　狡猾的父亲
　　俄罗斯陆军腰带
　　发光的小红
　　身份证
　　归来
　　邂逅是一件天大的事
　　爸爸，我们去哪里
　　良宵
　　井水豆腐
　　七天
　　谢伯茂之死
　　如果大雪封门
　　斜塔
　　校医杜常宝家

再论内在性的难局
　　李敬泽
　　还是老话：这本书里的小说是从一大堆杂志里看出来的。用了十多天时间、耽误了编辑的日程，不看选刊月报，看一本本的刊物，最后选出这十六篇。在有限的阅读范围内，我认为它们是2012年最值得读的短篇小说。当然，我的判断很大程度上出于我在这段时间的特别关切。读小说，正如与人相对，话不投机半句多，但有的作品偏就能和你发生深入的对话，形成一个讨论的场域，无论是共鸣还是争辩，它都能够激发你，让你生出很多想法，这样的作品于我是好的。
　　试举一例，魏微的《胡文青传》。
　　魏微是“70后”作家，从2010年的《沿河村纪事》起，她显然正在经历转型。这种转型证明了岁月如流，她和她那一代作家不再是“青年作家”，她们和他们已入中年——性情和心智上的中年。“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而他们当初所凭依的力量，那种对个人经验的固执正渐渐变得勉强。就魏微而论，我估计这多少也和她在广东番禺一个镇里的挂职经历有关，那或许使她切实地领会到，社会的运行和人群的生息有着一个文青或文人难以测度的规模和复杂性，其结构和症候深刻地塑造着个人经验和个人意识。魏微曾经是凭茸毛般的敏感去迫近人性，但现在，她知道，想象人性和辨识个人还要经过浩瀚的人群，需要机变百出、纵横捭阖的理解力。
　　谁知道呢，也许她会由此变成一个更强大、更持久的作家，再不变就变不出什么了，于是她又写了《胡文青传》。
　　这篇小说在2012年受到广泛注意，我估计，很多人和我一样，着眼于其中那个戏剧性局面：“文革”后，曾经的风云人物、如今的失败者胡文青蛰居小楼陋室，而在街上，他的邻居们，或者说“群众”注视着他。群众在“文革”中各有各的不幸，他们要求胡文青“道歉”。虽然，据说胡文青并没有直接伤害他们，甚至连问接也谈不上，但是，在群众看来，眼前这个人正好就站在“受害者”对面，不找他找谁去？他必须把没有着落的责任认领下来。群众需要出气筒。
　　但胡文青拒绝。他沉默着，几乎是骄傲地、蔑视地与群众对峙。
　　这确实是小说的机枢所在。“小楼”与“闹市”的对峙，正所谓“运交华盖欲何求”，正所谓“躲进小楼成一统”，正所谓“破帽遮颜过闹市”，魏微对这个局面的想象具有内在的政治性——对权力关系的理解。一开始她可能没想那么多，她只是着迷于其中的戏剧张力。但很快，我们都意识到，那群要求道歉的人是弱者，过去是，现在还是，不管怎样叫喊和起哄，他们就是外强中干的弱者，而且这种弱是卑微的，不足以激发同情，这些人找不到应对他们的受苦负责的人，他们也并不是真的决意找出负有责任的某个人，他们甚至对自己也不能负责，他们只是生活的随波逐流者，他们没有能力做出个人选择。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只是历史的看客或者被历史咀嚼吞吐的原料。
　　周立民曾尖锐批评《沿河村纪事》，他震惊于魏微的冷漠超然①。读了《胡文青传》，我倒觉得，魏微的“冷漠”颇堪玩味。她原本是不冷漠的，在此之前，那个我们熟知的魏微对大街、闹市，对被界定为历史之下或超越历史的民问生活抱有充分的温情。在她的小说里，即便是人生无常、刀锋闪烁，温情脉脉的面纱也在，民间生活、家常岁月，在与严酷的历史相对时总是能够提供善好的、至少是美的价值。这也是她这一代作家小小的“意识形态”。
　　但现在，魏微进入了不同的问题场域，过去抽象化的历史和政治活生生地摆在眼前，她要替这个名叫“胡文青”的人过一种政治生活。一位女士忽然走出家门步入政坛，温情，当然没有，却有了铁腕、孤独和傲慢。这个作家进入了一个她并不熟知、与她的天性不甚相合的世界：在政治与社会行动中，即使是善好也与“力”、欲望和意志纠结混杂，这里没什么单纯和温暖，有的是磅礴之“力”和浑浊诡谲的事变。不熟知，不相合，并不意味着没感觉，在创作中甚至生活中，不熟知不相合可能足以激起某种热情——从丁玲开始，现代史上女性作家由都市的、个人经验的立场向着某种“热情”的出人意料的激进急转并不鲜见。除了社会历史原因之外，我想说的是审美原因：在政治与社会行动中，审美因素可能更具本能力量，她或他追随“大人物”，大人物倒不是官大钱多，而是，他们有一种力与意志的灵氛，从芸芸众生中赫然凸现；或者不是某个具体人物，而是某个大词所包含的崇高而普遍的感召力；或者仅仅是因为，她或他是一个制服控或宏大场面控。总之，在诸如此类的急转中，审美热情与道德和政治热情总是很自然、但也很成问题地融为了一体。现在，《胡文青传》里“冷漠”源于热情进发，本来众生平等的世界忽然有了落差：不是社会分层意义上的，是大人物与小人物之间的落差，是精英与庸众的落差，而魏微，很可能是无意识，但字里行间已经很有精英气，胡文青已经征服了她，使她“冷漠”起来。
　　我无意像巴甫洛夫的狗一样闻到“精英”和“草根”、“庸众”的气味马上就激动地寻找立场。我感兴趣的是这篇小说自身范围内的问题，胡文青并不认为自己是正确的，魏微也不这么认为，她着力渲染胡文青的孤独和沉默，由此为这个人划出了一片内心生活的区域，这种孤独和沉默并不仅仅是失意的表征，她引导我们注意这个人的尊严感，他在被世界遗弃时依然镇定自持。我们有理由相信，他内心有某种强大的东西支持着他，他只是无法把这些东西与大街上的人们交谈分享。
　　那么好吧，当代英雄拒绝解释，所以，英雄需要一个跟班，在胡文青和群众之间调停传话——他叫阿顺。阿顺就像堂吉诃德的桑丘，他比胡文青更具世俗的现实感，他是发言人和说服者，某种程度上，他几乎承担了一种时代责任，对历史给出解释交代，以安顿所有小说中人。
　　他无疑是一个有效的解释者：
　　阿顺跳了一下，把衣领扶扶正，一边向众人说：“喏，我是个直肠子，心里压不住话。李大爷家里的情况我不比谁清楚？老街坊了，他家小凤就是我给裹的尸，一大清早拉着板车，跑了十里路，送的火葬场，还偷偷摸摸的。惨不惨？惨！但是话分两头说，我也当过造反派，不是造反有理么？我也打过人，我也挨过打；武斗那会儿，我三十来岁，正当年……瞎，不说了。我也抄过家，顺过一些宝贝儿，但是我要告诉你们，我私下里还，还．不知保护过多少人呢！——信不信无所谓——这条街上的，我们厂里的……你们谁知道？是谁我不告诉你们，我也不要他承情，他也还不起这人情，我是冒着生命危险的，就是看着他可怜，而且那会儿，自己的心劲儿也歇了。——李大爷，知道我想说什么了吧？这笔账你没法算，是笔糊涂账！”回头看了看三楼的某扇窗口，叹了口气，说，“像这位——”指的是胡文青，“我跟他没什么私交，两代人；看着他从小到大的，现在变成这么一个’人！毁啦！你们中有些是新住户，没看见他从前的样子，石城有名的天才少年，神采奕奕，走路生风，那是进北大清华的料，毁啦！没错，他是‘东方红’派的领袖，这一派可是大名鼎鼎，风头出尽；当年，谁不知道他胡文青大名！但据我所知，他甚至都没亲手打过人，他一文弱书生，打什么打？他手下有一批打将，哪个当头头的手下没几个兵？据听说，有一次他看见街上有个跳楼的，脑瓜子进碎，他吓得捂住了眼睛，那时他才几岁？十九，岁！他见过什么世面？而且后来就退出了，他二十岁就不玩儿了，隐退江湖了，你现在找他算帐，——你现在找谁算账，谁都不认这个账！”
　　说到这里，阿顺顿了顿，把眼睛看着李大爷；他话还没说完呢，但是这一句话，他是绝不能出声的，只能放在心里说：“你李大爷怎么就不想想，你是因为被打倒了，失了势；你要是在台上，一窝蜂似的挤着你，你会怎样？难保就比我们干净！手里欠下几个血债也说不定！”嘀咕完了，这才长长地吐了口气，觉得舒服多了。
　　好吧，我相信，阿顺的话大抵是实情。而且这些话中包含重要的提醒：不要轻率审判，明辨是非、追求公正远比愤怒和起哄困难。但是，这一套解释中也有令人不安的因素：糊涂账。那么我们是否永远安于账之糊涂呢？社会历史是糊涂账，个人行止和责任也是糊涂账？力图算清糊涂账难道不是人类理智和心灵的根本欲求吗？阿顺之言与其说是解释，不如说是某种智慧，这种智慧使我们拒绝解释、拒绝自我认识，而使日子继续过下去。
　　很难说魏微是否赞同阿顺。但她显然知道，对街上的人们来说，这种说法有强大的说服力，很快我们就看到，“糊涂账”世界观被街道张阿姨又发挥了一遍。而且我认为，作家们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发挥：这不正是那个浩大、温情、包容、诗意的“民间”吗？
　　但魏微在这里显然不满足于提供一缸温水。此时的魏微见识脱俗，让她真正觉得有必要写这篇小说的，我认为是下面这段话：
　　阿顺笑道：“我问你一句话，你不要生气啊；我也是刚才突然想到：我能跟你一再道歉，你怎么就不能向他们道个歉呢？难道你就没一点儿错吗？”
　　文青沉吟了半天，一时不知该怎么回答，他把手肘压着膝盖，半截身子都伏在膝盖上了。
　　“怎么会没错？”隔了好久，他才抬起身子说：“错大发了，所以不能道歉！”
　　“什么意思啊？”
　　“我一下子也说不清楚。我要是犯了小错，我也乐于道歉，像你没犯错的也跑来道歉，这两样都没关系，但是大的不行，大的，你得慎行。”
　　——颇具思力和洞见。它把道歉不道歉的问题引向了更具内在性的层面。是的，道歉又怎么样呢？中国式道歉又何其容易，即使是诚恳的道歉也常常是另一种苟且，道歉者在被他人放过的同时也把自己放过了。
　　在社会生活的层面上，这种放过或许是必要的。但事关生命之根本的问题是，我们何以就这样轻易放过自己？如果这里的每个人都是这样，那么，“道歉”这件事，何啻于轻浮？“道歉”之所以不是耻辱，是因为当我们低下头时，我们不仅对我们的过错和罪过表达悔恨和愧疚，而且也是为了表明，我们是对自己负责的人，我们不肯把一切都推给时代和世道，我们愿意和勇于承担自己的那一份，由此，我们证明了，我们是有尊严的人。
　　“大的，你得慎行。”
　　胡文青或者魏微这句话是一个重要关口，它或许能够通向某种艰难的、人迹罕至的精神上的可能性。我们至少有理由相信，说出这句话的人，在内心深处发生了某种至关重要的变化：不是关于输赢成败，而是做出了对自身、对世界的某种富于想象力、富于精神强度的选择。
　　那么好吧，我对接下来的事满怀期待，我以为，总会有些意外发生，胡文青应该过得和我们的想象不太一样——他从那个关口走出去，走向他自己的方向。
　　但是，竟没有意外。也不知道魏微在这里是否经过了苦思冥想，反正我们看到的是，胡文青在新的时代成为了成功的商人——是啊，他还能成为什么呢？这不正好就符合这个社会对人生的一般想象吗？他不再蛰居小楼，他身处高楼云端，俯视芸芸众生。当初那些群众已经变得那么遥远，微如尘埃。
　　当然，胡文青毕竟是胡文青，魏微也不甘心眼看着他落入庸俗的成功故事，胡文青并不得意和幸福，他不屑和不必与他人比较，他感到空虚，感到没意思，他有精神向度，他成了居士，但是——
　　他又说：“信什么佛？真虚伪！你能四大皆空？你能把这一摊子全捐掉，分毫不留，重新去当一个穷人？你即便当了穷人，你满脑子还是福禄富贵！还四大皆空！还信佛！谁配？”
　　这末一句话，他是说给阿顺听的，——其实是说给自己听的；阿顺也信佛。
　　阿顺说：“我就跟你说了，你不要钻死胡同，这对你没什么好处。要我说，你有这功夫，还不如写本回忆录，把你这几十年好好整理一下。什么事情能禁得起你这样问？你这一问，不就全空了？信佛这件事，你力所能及，能信到哪一步算哪一步，佛也不会要求你四大皆空！人活着，不过是求个安心——”
　　胡文青说：“写什么回忆录？我现在没话可说了，心里空荡荡的。”
　　至此，我倒是有话要问。胡文青在三十多年前人生低谷的那些日子里究竟都想了些什么？他显然在那个时候是有话可说的。在低处，人有可能达到某种彻悟，但也可能只是赌徒要翻本，只想着上高处。当胡文青说“大的，你得慎行”时，魏微应该不是指的他后来的成功，那么你指的是什么？现在，三十多年后，胡文青抵达了空荡荡，那么，为什么三十多年前就到不了？如果空荡荡指的就是人生之虚无的话，那么，三十年前的失败不也是足以让人虚无吗？这种虚无是多么轻易，既然如此轻易，关于是否犯错、大错小错的痛苦内省又有什么必要？胡文青这个人后来又做了什么使得他当日的内省变得毫无意义？
　　小说写到如此，应该不是魏微的本意，至少不是魏微在写下“大的，你得慎行”时的本意。她在那一刻触摸到了某些重要的事物，好比钥匙在锁孔里转动。
　　但是，门没开。
　　因为，魏微自己也想不出门开了会是什么。她也实在想不出胡文青最后除了“空荡荡”之外在精神上还能如何？当然，不空荡荡的成功人士天下皆是，但空荡荡的成功者也并不鲜见——“空荡荡”或者虚无，在精神上并非毫无意义，有时甚至很重要。对脑满肠肥的食肉者来说，这是必要的解毒剂，至少是有助于消化，有助于给他一个转身的空间，所以我们的文化中、传统文化中配备了大量“空荡荡”以供消费。但正是在这里，作家尤其需要警惕，这种风雅的虚无其实是蚀骨之俗。自古以来，尽管一切终归尘土，却并不是所有人都有权利慨叹自己的人生空荡荡，只有起高楼的人才会在情感上赏玩楼塌了和白茫茫。它是一种“伤感”，让人满足于赏玩这种情感而不采取任何行动，为什么就不能“把这一摊子全捐掉，分毫不留，重新去当一个穷人”？是胡文青没有这个勇气，还是魏微不敢想？
　　在这里，魏微暴露出了她的精神想象力的限度——这个限度，我认为不仅是她的，也是这个时代众多小说家的。周立民在批评魏微时间道：“你笔下的人物与你达到了耳鬓厮磨的地步了吗？技巧永远也填补不上情感的黑洞，在这一点上，作家不要太自信。”他是从情感上立论的，但是，情况也可能是，我们都太有现实感，都与这个世界过于“耳鬓厮磨”，以至于，我们不敢，也想不到除了我们所熟知的、我们以为一目了然的可能性之外，人还有其他的可能性。
　　魏微只好凭着惯性往下写，胡文青的成功回应着小说一开始那个算命的桥段，这也许是对旧时说部的模仿，但我们当然不会认为胡文青真的是天罡地煞下凡，在现代的理解环境下，我们只会认为这是一个我们其实普遍信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法则：有些人注定会成功。因为，由于他的天赋、出身或者教养，他在任何规则下都是游戏的胜者，或者说，任何游戏其实内在的规则是不变的，这让人想起刘震云《温故1942》中老掌柜的那句话：“我知道怎么成为富人。”
　　但是魏微知道，这一切了结不了胡文青，了结不了这篇小说。魏微是不甘心的，这似乎不是她的初衷，所以，她做了最后的努力，她希望胡文青最终能够确实不同凡响，虽然他没做什么不同凡响的事，但发点不同凡响的感慨也好：
　　后来天晴了，夕阳出来了。隔壁的厂区里，有工人成群结队地往外走，他们勾肩搭背，追打，嬉笑；胡文青把这一切看在眼里。在他二十三楼的文青楼上，能看到不远处的中央大街，此时，街上人满为患，——正是下班的高峰期：人群小如蚁虫，车队像甲壳虫，一排排的在试图往前挪，挪，挪。
　　胡文青看不见他们的脸，听不见他们的抱怨、吼叫，知道他们是活在今天；他的眼睛突然掠过了眼前的景象，回到了四十年前……心里想着，今天的这些人，若是活在四十年前，谁知道他们中谁会变脸：变成什么样的人？谁知道他们中谁会哭泣？谁会仰天长啸？谁会变得狰狞，以至于他们自己竞不自知。
　　然而现在他们都是好人，这些正走在中央大街上的人，走在他厂区里的人……他们追打，嬉笑；抱怨，吼叫。他们都是平凡人。
　　——漂亮，苍茫。但绝对凡响。这些貌似深刻的感慨到底是什么意思？人在正常状态和在非常困境中的表现当然很可能非常不同。无数人曾经被困境压垮——不仅是魏微所想象的非常事变，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困境也无处不在，陷落和沉沦也正在发生。也正因为这样，人需要自我省察，小说承担着在丰富具体的人类经验中想象人的精神道路的职责。而现在，这个饱经风霜的人，他对他到底做了什么想了什么只字不提，他只是告诉我们，一切皆有可能……
　　结果就是，魏微正好就没有做到大家普遍做不到的事。她尽管做了艰苦的努力，她本来也确有所见，但是，她最后抵达的仅仅是：面对这个世界，除了这样，还能怎样？
　　这就是我在去年的短篇小说年选序言中所谈的那个“内在性的难局”。面对这个时代的人心，“所说的永远不及所想的，在那语言达不到的深处，他们困惑、苍茫。”